韩国免税业处境艰难 人流锐减

韩国的免税产业，在疫情的背景下，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很有可能将影响产业整体的存亡。

第一财经记者近期独家调研了解到，韩国的免税产业在这几年原本就遭遇挑战，不少免税企业的业绩每况愈下，而中国游客成为韩国不少免税店的“救命稻草”。但随着疫情发生，出境游叫停，使得韩国旅游业和免税业接连受到波及，甚至代购产业也遭遇滑铁卢。

韩国免税业处境艰难

在韩国首尔市区某大型免税店工作的中国籍女生曹丽丽来讲，她刚刚退租了位于首尔市区的一室的租房，并将自己的住处搬迁至首尔郊区。

“我曾经住的这个房子，虽然每个月租金高达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00元)，因为离工作的实体店步行15分钟的距离，且我所在的店铺提成也还尚可，但自从因疫情导致免税店整体的收入停摆，外加上我的韩国老公也在处于停薪状态，只能将房子搬到每个月租金45万韩元的郊区。”曹丽丽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韩国免税产业的危机，从疫情开始前就露出端倪，一些中小型免税店纷纷关店，但曹丽丽工作在韩国三大连锁免税店(乐天、新罗、新世界)，在补贴的支持与代购产业的维持下，仍处于高增长阶段，在疫情前的2020年1月，日均人流量维持在1.5万~2万人次左右，而根据韩国免税店协会的估算，在韩国境内目前仍存活的12个免税店连锁体系中，三大连锁免税店所雇用的人员，占据韩国免税店产业的近70%。

据韩国统计厅的报告数据，韩国免税店产业在鼎盛时期的雇佣人数达到2万人左右，而由于了解中国游客，在语言和销售技巧上拥有优势，且了解免税商品报关的操作流程的工作人员有较大的需求，因此在每一家新兴免税店开办后，行业内部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潮流，这种人员流动也将反向推动行业获得“新鲜血液”。

因此，当三大连锁免税店也出现了一批停薪休假，甚至是裁员时，对于这个产业的影响无疑更加巨大，而疫情期间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使韩国免税产业未来的前景更加艰难。

4月29日，主管韩国免税商品的韩国关税厅(海关总署)宣布，暂时允许解除免税产品的入境管制，即允许免税企业，将以免税通关的形式入境的产品，通过非免税渠道进行销售，这也是韩国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开始开展免税产业以来，首次批准临时解除商品管制。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根据韩国《关税法》的规定，以免税品进行销售，并接受免税管制的商品，仅允许以保税渠道进行管理，并仅可以通过接受管制的免税商店进行销售，而为了区分免税品与完税产品，韩国本土品牌的产品上，还需要标注“免税品”独立标签，该法律严格禁止将接受管制的产品，通过任何渠道进行倒卖，并将按照逃税漏税来进行处罚。

“虽然看起来只是简简单单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却成为了拯救韩国免税产业的重要举措，否则韩国免税产业危在旦夕。”向韩国政府提出该建议的韩国免税店协会战略理事金光日(音译)如是说。

据金光日介绍，韩国免税店协会方面于4月下旬，联名各大免税店向韩国主管部门提出多点建议，其中包括：允许部分积压库存向韩国本土进行销售、允许一些无法入韩的中国游客通过网上下单并邮寄、为免税店从业人员提供特别雇佣支援金，并下调仁川机场等各大机场免税店的租金等四点措施。

根据上述协会的统计，今年3月，韩国本土各大免税店的访问者总数为59万人次，跌至去年同期的七分之一，销售额为1.87万亿韩元，同比下降幅度超过50%，而在今年4月份，韩国国内的出境游客数量同比下降93.7%，“由于3月初，有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有对韩国公民封闭航班，因此我们认为，4月份的数据只会比3月份更加惨淡。”金光日表示。

旅游业受挫，波及免税业

在2000年末开始，中国游客的大规模涌入，彻底激活了韩国免税店行业。韩国免税店协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在韩国本土免税店的销售额当中，有81%来自于中国消费者。

中国游客的青睐，也使这个行业从“鸡肋”变成真正的“现金奶牛”。而行业的持续增长，自然引发韩国国内对于免税店特许执照的巨大竞争，韩国先后于2015年和2016年进行了两次免税店特许牌照的竞标，而各大财团企业为了能够获得运营权，也是拼尽全力。

例如，在竞标阶段，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的长女李富真更是亲自“上阵”，针对公司拥有免税店及销售经验，但并没有合适地产的缺陷，选择联手拥有地产但在销售经验上较为欠缺的现代集团，共同获取免税店营业许可，而多名业界人士均表态，这种在两大企业之间抛弃竞争关系选择共同联手的案例并不多。

根据韩国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1~10月中国游客赴韩游达到501万人次，同比增长26.2%。虽然10个月501万的游客人次，相对于巅峰期2016年接待826万中国人，仍有一段距离。不过对于韩国旅游业界来说，这无疑是中国游客赴韩游回暖的信号。2019年1~10月韩国一共接待国际游客1459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占比高达34.3%，再度成为第一大客源国。原本期望2020年的韩国旅游业可以登上顶峰，然而一场疫情改变了一切。

“韩国很多的免税商品销售额都来自于中国游客，尤其是邮轮旅客，量非常大，购买力超强。但是疫情发生后，旅游客人锐减，再之后出境游叫停，邮轮更因为是封闭式环境而暂停了很多航线，即便开设，也没有客人。要知道，中国是韩国旅游的最大客源国之一，一度甚至是排第一位的，消费力更是强大，疫情之下，依靠旅游拉动的免税业务下滑严重。”长期从事韩国旅游业务对接的金女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事实上，自韩国境内于2月暴发疫情以来，韩国的旅游产业整体面临巨大的打击，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底，受影响的规模将接近1万亿韩元，并将导致近200家旅游产业链企业倒闭，进而将韩国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缩小至2008年以前的水平。

该研究院的报告称，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韩国与中国山东省部分地区签署领空开放协议，韩中两国间的人流往来，尤其是中国赴韩的游客数量开始出现井喷式增长，进而带动了韩国旅游产业的整体跨越式发展。

与之对应的问题，便是各大免税店面临的库存难题。韩国关税厅统计，截至4月底，韩国境内所有免税店连锁所持有的超过6个月以上的长期库存量为8000亿韩元左右，其中有60%以上，归属于三大大型连锁免税店，而韩国关税厅和韩国免税店协会方面预计，通过允许暂时解除管制一举，能够在未来3个月内，解决20%～30%的长期库存，规模将达到1600亿韩元左右。

曹丽丽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相较于她曾经工作过的百货店，由于免税店的法律规定及流通渠道都不相同，导致免税店需要雇用一大批拥有管理保税仓库经验的员工，因此若库存大幅度堆积，会使免税店自身不得不雇用一批管理仓库的人员，而这批人员对于免税店的主营业务及收入贡献较小，并增加库存的管理费用，对于免税店来讲属于“雪上加霜”。

韩国免税品代购产业在这次疫情中也受到打击。曹丽丽表示，根据相关防疫规定，目前往来中韩两国，会导致被两国分别集中隔离14天，鉴于免税品需要本人领取为原则，这也导致代购等群体无法购买免税品，进而导致占据免税店收入近九成的群体无法正常消费。

金光日表示，考虑到还需要和各大品牌及韩国本土的流通企业进行协商的过程，且进入韩国市场的时候需要补交6.5%~13%的关税及10%的附加税，因此能够真正有降价销售效果的应当还是单价较高的国际品牌奢侈品，因此能否取得期待的成效，还要取决于品牌方是否配合接受以降价的形式进行销售。

韩国高丽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斗熙也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韩国免税店产业一直面临着危机和挑战，但当时还算是“冰火两重天”，至少还有一批企业及从业人员出现了，可是疫情的出现彻底压垮了支撑免税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中韩同时走出疫情影响的第一个黄金周，来自最大客源国中国的产业结构性挑战，更将使曾处于全球免税产业规模第二名的韩国免税店产业的从业者人人自危。

曾在韩国某免税店担任高管的崔忠明(音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早期来看，免税店多半是由流通企业或旅游企业所开设，主要是为了提升品牌的价值，对外展示其品牌的高端形象，虽然韩国政府为了鼓励旅游，曾对开设免税店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但仍然无法阻挡亏损的趋势。

崔忠明表示，随着免税“不再赚钱”，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各大免税店开始“各出奇招”：一些小型免税店因为其知名度问题，很难在市区吸引游客前往，外加上能够获得机场方面的补助措施，因而更加拼命地去争夺机场免税店;而大型免税店机构，则在收益性较差的情况，以及机场店铺对于企业整体利润贡献下降的背景下，逐步撤出机场，将重点放在市区免税店，其中最显著的事件，便是乐天免税放弃仁川机场1号航站楼四期免税店的竞拍。

在此背景下，作为韩国免税产业的第一大客源来源国，由于疫情影响所导致的人员来往的切断，无疑对于韩国的免税产业是雪上加霜，更是压垮了一些依赖于规模化经济支撑的大型免税店。

4月初，韩国乐天免税店开始针对本公司的四成员工，展开停薪休假，并关闭金浦机场的免税店，其余两家连锁也开始跟进。

三大免税店连锁联名向仁川机场公社提出请求，要求降低仁川机场的租金费用，甚至宣称“若不降低租金，很有可能无法维持在仁川机场的正常运营”;而在乐天及新世界的免税店事业部均已出现亏损的前提下，三星集团旗下的新罗酒店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也显示，其首次由盈转亏，出现营业亏损668亿韩元，其中有490亿韩元来自免税店事业部。

中国免税产业兴起

中国本土免税产业的进一步兴起、“云经济”以及自贸试验区保税仓库的商业模式成熟化，一方面为韩国美妆产业带来契机，同时也为韩国免税产业的未来蒙上了更多不确定的色彩。

天猫国际进口超市负责人表示，自疫情出现以来，除了原有品牌，有更多海外品牌开始与其洽谈，借助于菜鸟保税仓的模式进行销售;韩国美妆品牌春雨(Papa Recipe)负责人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目前该品牌已经入驻天猫国际进口超市等平台，并通过宁波菜鸟保税仓发货，江浙沪范围内能够保证1~2天抵达。

此外，爱茉莉太平洋(AmorePacific)工作人员也表示，作为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韩系美妆企业，在上海举行“五五购物节”期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参加促销，并将在未来着重关注中国线上经济的发展趋势。

有消息称，经济学家出身的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在举行一次恳谈会中曾预计，中国的疫情控制工作在取得成效的背景下，认为中方会采取一系列扶持内需的举措，而韩国企业应当对于这种举措有所准备。

根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2019年，韩国免税产业的规模为全球第一名，其中韩国乐天、新罗两家连锁进入了全球免税品牌规模前十;但其预计，在未来的5年左右，中国的免税产业将迎来快速增长，并将超越韩国。

金光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韩国的免税产业，无论是机遇还是挑战，都来自中国，一方面要应对来自中国产业层面的变革带来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和这些中国的‘本土派’们争夺客源。”

韩国方面的担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3月13日，《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到，以建设中国特色免税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包括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扩大口岸免税业务，增设口岸免税店，在免税店设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售区等。

在地方层面，4月23日，上海市发布的《关于提振消费信心强力释放消费需求的若干措施》也提到，支持免税品经营企业增设市内免税店。在免税店设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售区，推动国产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市场。

作为中国免税产业链较为成熟的地区之一，目前，海南4家免税店已经陆续恢复营业，各免税店还在线上推出了离岛免税补购活动，而海南方面也提出，新的海口免税城也正在建设中。同时，今年在三亚还新开设两家市内体验店。

经常在免税店购物的职场女性张媛媛，原本喜欢飞往日本或韩国“一边购物，一边旅游”，不过在疫情的影响下，今年五一她选择了海南，并在海南三亚的免税城买了一批化妆品，她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无论是海南的免税城，还是此前出国的时候经常去的上海机场日上免税，其购物的便利程度与价格，与日韩免税店相比“差异不是特别大”，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根据全球免税产业的惯例，免税运营者在进入机场，并入驻免税店或免税品提货处时，需要向机场管理方缴纳一笔不菲的租金或管理费用，而在仁川机场，免税设施占据机场国际隔离区商业设施总量近四成的机场，免税店更是成为机场管理方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占据仁川国际机场总收入的近六成，非航空性收入的近八成。

此外，第一财经记者结合上海机场(600009.SH)及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公社的数据，发现中国与韩国不同的市场规模，或导致两国的免税企业抗压能力有一定的差异。

上海机场的年报显示，其非航空性收入的绝对值(68.61亿元)和增幅(28.39%)远高于航空性收入，而从2019年到2025年，进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的日上上海需要把42.5%的销售额，作为“租金”交给浦东机场，或者7年中给浦东机场410亿元作为保底销售提成，两者取其高。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自2018年3月开始，中国国旅(601888.SH)旗下的中免公司，收购了运营上海两大机场免税店业务的日上上海，此前国内大多数机场、码头的免税业务，也都属于中免公司，该公司还管辖着三亚免税城等项目。中免方面表示，一直对免税商品的采购、价格、品类等在做升级，希望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消费。此外，开设在市区的市内免税店也在崛起，更多的中国游客还可以不用出境，就在市区内购买。当然，市内免税店目前的价格和货品的性价比还不算很完美，但这个发展趋势已经呈现。

形成对比的是，乐天、新罗及新世界韩国三大连锁免税店，每年要向仁川国际机场公社提供的保底租金为200亿、240亿及360亿韩元，疫情下机场内个别免税店铺的日销售数量更是下降至个位数，因此免税店行业要求机场方面可以减免保底租金至获得补贴的中小免税店的水平;但仁川机场方面则表示，考虑到韩国免税产品仅可以销售至出国游客，且仁川机场自身的航空性收入已经下降至开场以来最低值，并导致近六成员工无薪休假的背景下，除了暂缓3个月租金缴纳期以外，难以有更大下降费用的空间。

不过，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免税产业可以从韩国的成功与失败中，分别取得一些经验。国内某免税店高管刘刚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虽然中韩两国国情不尽相同，且韩国免税产业自身也有一定的危机，但中国的免税产业仍处于发展阶段，此前考察韩国的时候也发现，其规模化运作仍有值得借鉴之处：例如，韩国机场为了支援中小企业，向中小企业入驻免税板块提供补贴，并在免税柜台专门分配区域，在显眼处为本土中小企业提供销售渠道及展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