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度量衡 法纪严明 见证大秦帝国史的秦量三宝

○洗炭翁

世代不辍的变法图强，使秦从一个僻处西陲的附庸小国，一路走过“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辉煌，终于在秦王嬴政手中完成了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大业。政治体制外的多项改革中，统一度量衡当数上贴国情、下合民意，最为光彩夺目、影响深远的伟大创举了。

统一度量衡 法纪严明

秦朝度量衡法制起源于商鞅变法。在铁血改革的孝公鼎力支持下，商鞅先后以左庶长、大良造的显赫身份主持了两度变法，其中力挺度量衡的有“秦田二百四步（方步）为亩”，以增加1.4倍的大亩制授田于民。他还监造了一升铜量，虽系功能单一的量器，铭文却通收兼顾了度具、量器、权累所必须遵循的主要数据，并作为国家标准器颁行各地。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变身秦皇，然积年征伐，国力衰微，民心涣散，百废待兴，急需推出大力度系列新政休养生息、以安天下。于是嬴政连下几道诏书，“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还创制了小篆、隶书。彼时各地度量衡器型各异、名称繁多、单位混乱、量值不一，进率上更是“各自为战”，致使市场交易、商贸活动无规可依。秦始皇又连出数招，且立竿见影、一劳永逸。

——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始皇诏曰“廿六年……皆明壹之（见铜斛拓片释文）”。这40字皇诏以竹简、羊皮书和标准器铭文形式颁至各级政府，并四处刻石宣示天下。

——确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琅琊刻石记：“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秦简·工律》又载：“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收录的《中国古代度量衡量值表》则显示，秦尺、升、斤分别合23.1厘米、200毫升和253克，允差率亦有精确数据，其中权累为253±2克/斤（亦有250±2克/斤之说）。

——制造和颁布度量衡标准器。据《工律》、《仓律》、《效律》记载，并以统一后的诏量、诏权（包括古籍著录和已知实物110例）考，秦标准器皆铭量值、年份、使用地、鉴造机构或官员姓名，同时刻录诏书才能颁行。铜量多呈椭圆形，量值为1/2斗、1/3斗和1/4斗；陶量多系圆形，器口略侈，容半斗和一斗，大型陶量则容一斛，合100升，侧有握把；除容积202.15毫升的长方形“商鞅方升”外，还有下文介绍的正方形“闫氏方升”，实测可盛大米1000克；而古籍多处提到的铜斛，则独有“闫氏铜斛”现身，实测可盛大米23千克。秦权多为馒头、半球和瓜棱几种形制，量值分石（120斤）、均（30斤）、24斤、16斤、9斤、8斤、5斤、1斤和半两；秦权皆作砝码用，提纽居衡杆中间，一端挂权，一端称物，衡平则秤准。

秦量三宝 斗量人心

始皇诏铜斛（闫氏铜斛）

铜斛，秦代，青铜，高25.5厘米、径30.5厘米，壁厚0.8厘米，实测重量17.5千克，可盛大米23千克。上口下底分有一圈4.5和5.5厘米高的凸箍加固，器腹阴刻始皇帝40字诏令（见拓片释文），右起竖排，行8字5，单字1.5×2厘米，书体严谨浑厚，字形婉转飘逸，线条骨力丰沛，篆刻刀口深峻、大气磅礴，笔味、刀味、金石味扑面而来，堪称古铜刻之巅峰之作。背面居中伸出高2.5厘米、边长3.5厘米检封槽。此器为合范浇铸成型，包括检封槽与斛身对接处在内，通体未见一条范线、一只范瘤，足见设计、做工之精良。

始皇诏铜斛铭文

据检索考证，海内外藏展的中国古铜斛也就寥寥几件，在年代上均晚于闫氏铜斛数百年，而且没有一件铸刻皇诏的高规格斛。闫氏铜斛的现身，一举打破了始皇诏铜斛“史有录载、世无实物”之定论，且在秦代量器、量制、冶铸、造字、书法、镌刻，乃至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一件国宝级文物了。

释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始皇诏方升（闫氏方升）

方升，秦代，青铜，全长24厘米、柄长11.3厘米，中空柄并饰圈箍；正方形升斗，边长12.7厘米、深5.3厘米、壁厚0.4厘米，重2.06千克，可盛大米1000克。右壁篆刻始皇帝40字诏令（见铜斛拓片释文），自底至口竖排四行，单字高1、宽0.8厘米，线条藏头护尾，书体纵豪横健，虽字字可见李斯书法严谨之风，却也不失工师刀笔之灵动雄奇风采与山岳庙堂气象。铸造年代应为先秦或始皇帝临朝时期，刻铭年份应在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9年之间。与之同诏书、同容积的秦方升仅有一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升斗则呈长方形。作为唯一面世的正方形始皇诏方升，同时作为大秦国家标准器，此量具有极高的史料补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