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初的《新民说》还主要是试图建立能够适应新的制度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公民德性体系，那么，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观念”已经涉及从信仰、追求、生活方式到社会行为规范的一整套价值体系。

　　于此，新文化运动就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根本，触及到主导了中华文化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因为它也是以如何做人、如何成人为核心的。

　　1.衡量文化的儒家的“成人”是以要成为高尚的道德君子为目标的，是要“希圣希贤”，以此前的圣贤为榜样，如孔子说：“吾从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颜渊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而后世又起而仿效仿效者，学习学习者，追寻“孔颜乐处”。

　　儒家的这种“成人”追求是普遍号召的，即“有教无类”，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种“成人”的追求;但这又是完全自愿的，儒家从来不曾试图在社会民众的层面强制人们都成为君子，儒家对人性的差别也有深刻的认识，于是实际上还是只有少数人愿意和能够进入这种追求。

　　这种开始主要是同道、学园或学派的追求，到了西汉汉武的“更化”期间，有了一种社会政治的制度连带，即通过政治上的“独尊儒术”和察举制度，解决了秦朝没有解决的、可以长期稳定的统治思想和统治阶级再生产的两大问题，遂使一种人文政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传统制度的范型。学者同时也成为朝廷的官员和乡村的权威。“士人”既是“士君子”，也是“士大夫”。

　　儒家试图驯化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教化民众和驯化君主。而从两千多年历史看，它在驯化自身上最成功，其次是教化民众，最后才是驯化君主。它造就了世界文明历史中一个文化水准最高，道德方面也相当自律的官员统治阶层;造就了一个书卷气最浓、重文轻武的民族;也熏陶了一些明君，但却还是有许多不够格的皇帝。君主道德水准的提高与君主权力的提升并无一种正比关系，相反的关系倒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2.中国近代以来，首先破除的是这种“成人”的政治连带，废除了科举制和君主制，然后是新文化运动试图全盘打破一切传统的束缚，摆脱一切羁绊，非孝反孔，追求一种个性绝对自由解放的新人。

　　社会不仅渐失“齿尊”，年青人甚至有意斩断和中老年人的联系，乃至从一开始，刊物和社团就是以“青年”“新青年”“少年中国”为号召的。

　　于是，相当于昔日“士人”阶层的知识青年始初有一系列走出家庭、尝试一种全新共同生活的工读互助团和新村的试验，但是，这些新生活的试验不久都归之于失败。当个人自愿结合的团体尝试变为“新人”失败之后，从中吸取的教训不是反省这理想，而是得出必须全盘改造社会的结论。挟苏俄思想赤潮的涌入，社会的重心转而走向一种在政党竞争、军事斗争中的“新人”磨炼。

　　在这一过程，始终有一种完美主义的伴随：先是追求完全自由的个人，然后是追求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一完美的社会理想，却需要另外一种“新人”，一种接受严格训练和组织纪律的“新人”。那么，在这两种新人之间——试图完全摆脱一切束缚的自由“新人”和接受严格纪律约束的组织“新人”之间如何转换?这种转换可能是借助于一种无限放大和不断推远的完美未来：在未来的完美世界中，将实现所有人的完全的自由和幸福;而为了实现这一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则必须接受目前最严格的纪律约束。走向一个黄金的世界必须通过一个铁血的时代。

　　于是，为了完美的自由，必须进入一种最严格的规训。而在社会层面倡导追求解除一切羁绊的绝对个性自由，适足以为一种对个人的绝对控制准备“特殊材料”。

　　任何一个乌托邦理想家设想的社会都会是完美和可实现的——只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都是理想家设想的“新人”而非现实的人类。于是，是否能够造就出这样的一种“新人”，对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就至为关键，甚至生死攸关：如果人们的确能够被普遍地造就为理想家心目中的“新人”，这一最后的社会状态就将是天堂;但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社会的过程就可能是地狱——而不是其中一些知识者所以为的“炼狱”。

　　古代世界也有培养和造就“新人”的尝试，比如斯巴达通过某种军事共产制来造就一个勇敢简朴无私利的武士统治阶层;埃及的马穆鲁克体制通过购买和劫掠非穆斯林世界的奴隶男童，进入与社会封闭的学校培养为各种军事和政治的统治人才，但他们的子孙不能再成为统治者，因为这些子孙不再是奴隶，因而必须一代代重新购买和培养。而终身不婚的天主教会的僧侣和修士甚至也可说是一种培养“新人”的尝试。

　　但这些古代的“新人”尝试和现代世界的尝试明显不同的是：它们都是明确地限于这个社会的全部人口中的少数人的，这少数人与社会民众是保持相当的距离甚至是相对封闭隔绝的。比如说柏拉图描述的共产制是仅限于少数统治者的，他们拥有统治的权力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荣誉，但他们不用于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甚至不拥有自己单独的家庭与儿女，以此来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和遗传。虽然这也可能仍然是一个不能持久的乌托邦，但古代的“新人”尝试的确没有试图去改造所有人，去改造整个社会，它们也没有一个地上完美天堂的梦想。包括渴望一种超越存在的完美的基督教，也没有打算实现一个人间此世的天堂。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新人”尝试则是大规模的，全社会强行的，为的是实现一个完美主义的社会理想，然而，这一完美未来的地平线却令人沮丧地不断后退。

　　于是，这就会提出一个人性的普遍可能性和可欲性的问题：人们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洗心革面，改造自己，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有这样的道德圣贤或宗教圣徒。但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社会上几乎所有人、或者就是大多数人的人性?而且，一种强行的试图全盘改造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尝试，是否本身就违反道德乃至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