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整顿吏治，雍正下了不少猛药。除了制定种种严厉甚至残酷的惩罚措施，他还取消了官员之间的“陋规”，并推出养廉银制度。这个制度在短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雍正之后，各种陋规又死灰复燃，出现了更严重的腐败现象。

　　1 京官因“程仪”少大怒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年羹尧之兄)向雍正汇报：翰林院侍讲学士涂天相到广东出差时与别人发生冲突，原因是嫌南海县招待不好，竟威胁要将招待人员抓起来。孰料，南海知县宋玮也是个硬茬。他听说此事后，便带着刑具，押着招待人员来到涂的住处，意思是我把人给你送来了，看你怎么办，反弄得涂天相很是难堪，下不来台。之后，涂天相离开南海时，竟命随从将伺候的轿子给打碎了。

　　因为地方招待不好就打碎人家轿子，官场上当然是一种失态，毕竟涂天相是饱学之士、天子近侍，怎能干出这种事呢。不过，据年希尧的奏折，涂学士出这趟差也是受了一肚子气。原来，广东布政使王朝恩给他送“程仪”时，竟然只有1200两，而按之前规矩，至少也该是个3000两银子的大红包，这样大幅削减，在涂天相看来，分明是瞧不起他。于是，涂学士当场拒收。王朝恩见这事弄得难看了，就请涂的同乡、广州知府郭志道前去转圜，说地方上财政如何如何困难等，一番工作做下来，涂学士算是看在老乡面子上，收了这个1200两的红包，但为了顺自己这口气，他又借口郭志道只送了40两的见面礼，说你们广东官员未免也太小气，这点小钱也好意思拿出来，弄得大家脸上都很挂不住。

　　涂天相是康熙四十二年进士，之后出任过陕西乡试副考官，对官场规矩应该比较熟悉，因而其不满也并非全无缘由。事实上，不管是钦差也好、乡试考官也罢，既是皇上派的差，地方上都会致送程仪，程仪表面上看是路费或辛苦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封嘴费”，就像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没点粘嘴的东西是万万不可的。因为这些人回京后，皇上必向他们询问所去地方的民情官风，这万一捅个娄子出去，地方官哪里吃罪得起。而这，或许也是涂学士敢于打碎轿子并训斥地方官员的底气所在吧。

　　此外，涂学士的气愤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程仪比别人少而丢了面子。更重要的是，程仪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其数额也大体有了固定的标准。如果任由广东这样大肆降低规格，这不仅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而且还坏了之前形成的规矩。否则，此事不但会传为笑柄，涂学士本人也会被同行们诟病，因为一旦从他这里开了先例，万一各省也群起效仿、压低程仪的数量，那就损害了同僚的利益。

　　从涂天相的例子看，在当时的社会，送礼不但是官场的必修课，而且门道还很多。回京后，估计涂学士对广东也没什么好话，而广东巡抚年希尧也很快被罢职，这其中是否有直接联系不得而知。

　　2 县令每年送礼四千两银

　　早在雍正元年二月，年希尧抵达广州就任巡抚后，次月即向雍正奏报有关陋规收入的情况，其中说：“查明巡抚衙门规例，司道府州县每节送巡抚节礼一万二千余两，一年四节约计银五万两，奴才钦遵圣训，概行拒绝。”从后一句话来看，雍正在其赴任前对节礼一项应有所训示，而这或许也是广东方面大幅削减涂学士程仪的原因之一。

　　雍正继位后曾明发上谕，禁止钦差接受地方官馈赠，督抚也不得接受州县官陋礼，年希尧的汇报应是这一新政的反馈。雍正二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有一段论及节礼并将之视为亏空的原因之一，其中说：“自督司道府厅，量其权势之重轻，定其规礼之厚薄，端阳、中秋、新年、生旦名为四节，四节之外又加表礼，表礼之外又有土仪，土仪之外又供时鲜;夫下既送节礼以媚上，则有所恃而生其挟制，必至肆行而无忌;上既贪节礼以取下，即有所闻而碍于情面，亦将徇隐而不言损名节。败官常朘民膏亏国帑，实由于此。”

　　当然，当时上下级官员的往来不仅于节礼，还有其他如“门包”、“孝敬”等种种陋规，虽然没有人公然索取，但又都是不成文的规矩，久而久之，地方官员就主动奉纳，上边也安然收受。

　　顺治、康熙年间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说，地方政府官员的难处之一就是“奉上官之累”，地方官到任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这其中就有五种礼。据官员田文镜的估计，一个县令每年花在送礼上的，就得有个三四千两。

　　“五礼四节”是大礼，地方官员平时拜见上司还得送小礼，即所谓“门敬”、“门包”。表面上看，“门包”好像是送给看门人或随从的，但实际上是上级官员的一项收入。据田文镜在雍正六年的奏报，山东的标准如下：巡抚衙门16两，布政司、按察司衙门8两，粮道衙门12两，驿道衙门5两，兖宁道衙门8两，巡道衙门5两，本府、本州衙门16两，同知、通判衙门3至4两。由此可知，州县官员每年仅是见上级官员，就要耗费四五百两的银子。

　　3 京城各部小吏收取“部费”

　　除给上级官员送节礼之外，地方官员要想去京城办事，还得准备给中央衙门的“部费”。史学家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开篇即引用了张居正的一段话，“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某个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得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此等手段之高明，聪明能干如张居正也得自问：“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难免造成滥杀无辜，以良代匪借以冒功，而兵部小吏的伎俩还得往上多加几颗人头，小吏之威可知矣。

　　明清时期，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地方官员去京城办事，去见皇上前最好先去见见各部的办事人员(所谓“书手”)，给他们点好处，否则事情准办不成。

　　虽然各部书吏不能直接影响省外官员，但他们可以用拖延、挑毛病的方法来增加对方办事的难度，等到这些省外官员拖不起了，也只能乖乖就范。如晚清学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的，“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到不到也。”因此，很多省外官员与其被拖延、挑毛病，倒不如多花点钱给这些书吏送部费，这反倒为一种“经济”的选择。

　　无论节礼、部费或是门包，都是所谓陋规，用历史学家洪振快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亚财政”，这些费用，对地方官员来说不仅是额外支出而且是法外支出，但又不能不支出。正所谓，武将收之人头，文官取自火耗。归根结底，终究是“部员取之于督抚藩司，督抚藩司取之于州县，州县取之于火耗”，最后还是老百姓买单。

　　4 陋规收入比俸禄高很多倍

　　黑格尔有句名言叫“存在即合理”，这个“理”倒未必是人伦之理或符合法理，只是说一种事物的存在，必然有它的合理性或者说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陋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其所处的，正是不合法而又有一定合理性的灰色地带。陋规的不合法毋庸待言，但其合理性也很明显，其根源就在于明清官员薪俸太低、各级部门办公经费严重不足，而这也是州县官员要在正项之外收取耗羡、上级官员要向地方官员收取节礼、中央衙门要向省外官员收取部费的原因所在了。

　　以部费为例，其在明清时期又名“饭食银”，实际上是地方向中央人员的变相补贴，其制度不仅是约定俗成，而且数目大体固定。以浙江为例，其“岁解部费约有二万余两”，其中给刑部就有4500余两，“以供刑部书办纸笔饭食之需”，而所有这些，“皆当取之火耗悉力完办。”

　　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浙江巡抚李卫上奏说，“臣到浙江，除止留家人旧有些须门包外，其吃食口粮俱系原籍装运。凡一切日用盘费，及两衙门(巡抚、盐政)幕宾修金，皆臣自备，年费约费八千余两。非敢刻意矫廉，实巡抚衙门一无所有。”李卫出自豪门，“千里做官为发财”的定律在他身上或许未必生效，但这段奏折倒也折射了当时省级衙门的基本用度。

　　按清朝官员的薪俸制度，一品官员年薪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李卫是正二品官员，其所得与支出相差万里，就算他家里富裕、愿意掏钱做官，但又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呢?

　　事实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明清官员虽然工资微薄，但照样生活阔绰，人人抢着做官。田文镜就曾奏报，河南巡抚一年的陋规高达20万两，这20万两的灰色收入与官员的薪俸相比，高出了太多。当然，这些钱也不能全部纳入巡抚的私人腰包，其中各种开销前文已述，不再敷言;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要用作办公经费，这也是地方官员心安理得地向老百姓收取耗羡的原因了。

　　5 雍正禁止各种陋规收入

　　雍正上台后，官员的日子有些难过，因为其即位之初即禁止钦差、各部官员接受地方馈赠，督抚也不得以此向州县摊派。雍正二年，随着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被截断，虽说在公费上有一定补偿，但官员还有家口及幕吏需要供养，在当时实行的低薪制下当然是无以为继。更何况，节礼、部费之类名义上是禁止了，但实际上未必能全禁(充其量像涂天相的例子一样打折)，地方官员的负担并没有大幅减轻。尤其在清查亏空的大棒下，下面官员既不能亏空正项钱粮，而耗羡又已归公，他们的收入如此微薄，如何能对付过去呢?

　　还有一点需要重点指出的，那就是人性的贪婪及由此带来的吏治腐败。对于此等痼疾，绝大多数君主都丝毫不敢放松，但结果是防不胜防，无法根除。明太祖朱元璋用“剥皮实草”的手段对付贪官够酷烈吧，但贪官们仍旧前赴后继，根本就吓不倒。与朱元璋的严苛不同的是，康熙为政宽仁，其大树清官，以道德治国，虽然在一定时期有一定效果，但终究不能持久。如他自己说的，“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

　　话说回来，“不可细究”是康熙的大智之处，如真要细究，没有实干家的魄力与讲求实际的真精神，最终怕只能偾事，不能为也。幸运的是，雍正恰好具备了这两种素质。在通过清查亏空、禁收节礼部费、耗羡归公等手段堵死了官员的各种腐败渠道后，作为一国之君，雍正也得从大局考虑并顾及到手下官员们的感受，如让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恐怕又会别生事端。由此，与耗羡归公配套的养廉银制度也随后推行。

　　6 养廉银数量根据官职而定

　　早在北魏时，一位名叫高闾的大臣就曾说，“饥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给禄，则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劝慕;不给，则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这大概是最早提出“以酬廉吏”观点的。当然，养廉不能说空话，要有真金白银才能见实效。

　　按光绪《清会典事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各省总督养廉银在1.3万至2万两，巡抚l万至1.5万两，布政使5000至9000两，知府800至4000两，知州500至2000两，知县400至2000两上下。其他如河道总督6000两，漕运总督1万两，盐运使5000两，都是原俸的几十甚至上百倍。对于京官，则先后推行“恩俸”和“双俸”制，使其收入增加明显。

　　需要指明的是，雍正实行官员养廉银制度本身是为了弥补官员在节礼、陋规等方面所失去的灰色收入，其同时也包含了相对合理的办公费用。乾隆时期曾有人奏请督抚藩臬所奏事件俱用驿站，乾隆对此十分恼火并斥责说：“督抚藩臬每年廉俸不薄，即遣人寄奏，途间资斧需用无多，而必欲吝此区区，过为计较，尤属见小。”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支出包括聘请幕吏等应由官员自付，只有公务办得妥当并经营得法，剩余的才能纳入私人腰包。

　　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清廷在财税行政及官员收入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有两个辅助制度值得注意：一是耗羡归公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有明细，支出须申报，由此清理了各种陋规及地方“小金库”;二是实行离任官员审计制，这一设想来自雍正五年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报：“请嗣后知府、直隶州、知州离任时，将所辖州县仓库钱粮，照豫省交代例限三个月，令接任官查明结报。如有亏空，知府、知州均为赔给，方许新任。接任官徇情出结，即令分赔。”这无疑给想一部分有私心的官员上了一道紧箍咒。

　　雍正的这些“以酬廉吏”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不过在承认这种方式效果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康熙皇帝所提倡的道德力量与因素。养廉银不过是手段，是为减少贪污、提高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而实施的，但对一些人来说，其本性是贪婪的，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雍正之后，清朝同样出现了很多贪腐现象，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