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天桥：为何把钱投给甘坐冷板凳的AI研究员

“别的投资人听陶虎说，要10年才能做出消费级产品，就不投了，我跟陶虎说，我给你20年时间做。”

人工智能（AI）技术正在为各行各业赋能，这使得一场人才争夺大战不可避免。作为全球高度关注的前沿脑科学领域，不仅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投入，对交叉人才的要求也极高。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CCI）创始人陈天桥近日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多顶尖人才，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被自动驾驶等行业高薪挖走，但是还有很多优秀的AI人才在高校默默无闻地做研究。“我们希望找到这些甘于寂寞的人才，邀请他们加入脑科学研究，我很愿意支付他们与企业同行者之间的收入差。”

马斯克让更多人关注到脑机接口

2016年，陈天桥发起10亿美元资助全球脑科学的项目，他先后宣布了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亿美元基础研究，以及在中国5亿元人民币的脑科学临床研究的资助。目前已经宣布的项目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应用神经技术前沿实验室以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人工智能精神健康实验室。

“我们预计未来还会在中国资助一批项目，这就有点像是千金买马骨。”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还说道，剩下8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未来将会有一半投入到基础研究，另一半会用于支持临床研究。

陈天桥向记者透露，他正在通过一切渠道物色优秀的人工智能人才，将他们吸引到脑科学领域。为此，TCCI今年已经支持了超过40个全球关于脑科学的学术会议。

在成立TCCI之初，陈天桥设想能够通过对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解开人类大脑奥秘”。在采访中，陈天桥承认，大脑的奥秘过于复杂，自己也并没有医学背景，要理解脑科学的基础研究的过程将会相当漫长。“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能为力。”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加速大脑研究的临床转化，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对脑科学研究提供支持。”

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年来脑科学的前沿领域脑机接口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一技术尤其是在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Musk）创立了Neuralink公司后更加受到关注。陈天桥在加州理工学院支持的安德森（RichardAndersen）教授，就是从事脑机接口应用方面的工作，比如可以依靠电极信号，就能让一个人通过意念弹出钢琴。

今年Neuralink公司发布了让猴子用意念玩电子游戏等多项吸引眼球的研究成果，对此陈天桥也高度关注。不过他认为，马斯克已经实现的并不是新技术，而中国研究人员在某些程度上甚至可以超越。

“在应用神经技术实验室里，有包括柔性皮层和深部电极、深部脑刺激术（DBS）在内的脑机接口技术，以及无创的经颅磁刺激技术（TMS），磁信号透过颅骨来刺激大脑神经进行干预以解决抑郁症等问题，还有超声波来调控大脑等。”陈天桥向记者解释称。

他强调：“把电极接入人的大脑，让它控制人的情绪或者行动，这不是新的技术。”陈天桥认为，马斯克利用了其公众性，吸引了普通人对于脑机接口这一已经存在的技术的关注度。“马斯克的突破在于他通过增加通道数量，将电极的精度提高了，以及研发了微创手术植入系统。”陈天桥对记者说道，“但这是一个量变，而不是质变。”

给研究员更多时间

陈天桥对记者表示：“与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投入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更有助于人类解决眼前的问题。”

陈天桥表示，中国在临床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资助项目，是和周良辅基金会以及华山医院合作，希望发现探索大脑的挖矿工具。”陈天桥告诉记者，“现在我们又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则是希望能提供一个发掘挖矿工具的地图。”

陈天桥透露，他向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陶虎研究员投入了数千万元人民币，用以开发侵入式柔性脑机接口电极研究。“别的投资人听陶虎说，要10年才能做出消费级产品，就不投了，我跟陶虎说，我给你20年时间做。”陈天桥说道，“只要钱花得有目的，即使很快花完，我也愿意源源不断提供支持。”

除了脑机接口外，陈天桥还对人工智能用于捕捉人的生理特征感兴趣。TCCI最新支持的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实验室就将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分析，来捕捉人群的行为，并通过模型的训练和计算，识别相对应的认知问题。这些生理特征数据包括呼吸频率、心率、步态等。

他对记者表示，在中国，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数大约有2.4亿，但我们没有足够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这就需要研究一个客观的训练过的模型，以达到标准化的诊断水平。“我们的目标是把局部数据变成整体数据，短期数据变成长期数据，主观数据变成客观数据，少量数据变成全部数据。”陈天桥说道。

不过随着人们对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讨论增多，利用人工智能对人的生理大数据进行分析也面临着伦理方面的挑战。对此，陈天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个问题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我每周花十个小时与专家讨论问题，其中最多的就是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充分尊重国家的法律政策是最起码的，不能以牺牲伦理来做所谓的突破性研究，这在根本上是我们反对的。”

他认为，在遵守政策法规和伦理范围之内，对于隐私问题，能通过技术、策略来解决。比如在技术方面，可以结合AI传感器来判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