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热点面临新一轮大洗盘 股市楼市汇市风往哪边吹

来源:当代财经网时间:2017-11-15 11:28:50

高培勇表示,如果把它与四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部署做比较,发生了以下三个层面变化:

第一是加了一个前缀,也即在起始的位置增加了“加快”;

第二是排序变了。十九大报告中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从之前的第三位直接提到了第一位,而预算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则顺推排在了第二和第三;

第三是每项改革都点明了重点推进的内容。比如说,央地财政关系改革提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这是在四年前没有的提法。预算制度去掉了“公开”两个字,加上了“标准科学、约束有力……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到税收制度改革,报告提出“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高培勇认为,上述三方面的变化是对前四年以来财税体制改革进程做了比较系统的评估,评估之后,知道它的难点、重点应该在哪里。比如税收制度改革,其意图不是总量改革,而是结构优化。结构优化的目标是走向公平、走向正义,这肯定要求直接税比重要上升,具体来说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房地产税开征的问题。

因此,高培勇表示,往前看,财税改革是有时间点的,按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现代财政制度应该到2020年能够建立雏形。瞄准2020年,在今后三年时间之内,从总体上可作出以下判断:

一是财税体制改革进程肯定要加快。十九大之后不可能延续前四年的改革历程,很多事情已经到了时间节点,财税改革作为重点工程和基础工程肯定要走在前面,要加快。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理念思想战略肯定会有大的调整。如果固守以往的理念思想战略做这个事情,肯定是走不动,也走不通,即使勉强走了也会打折扣,所以肯定会变化。

针对改革的具体举措,高培勇认为主要有三个重点方面:

第一,央地财政关系会重点推进,而且方向很明确,就是“权责明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围绕这三个方面会把央地财政关系摆到相对以往更加优先的位置;

第二,预算改革当前更加强调“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问题。起码应该建立四个预算管理标准、四本预算监督和约束标准,关键是“全面绩效管理”。

第三,税收制度改革,既然重点放在健全地方税体系上,仔细分析一下,能够进入到地方体系的税种,显然第一是房地产税,第二就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由此可以预期,这两个方面的改革进程,也有可能加快。

陈道富:提高金融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和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是要顺畅实体-金融循环,关键是要提高金融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和效率。资源配置是影响金融服务实体效率的主要方面,金融在特定资源配置要求下的实施效率则是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重要方面,因此,金融也需要供给侧改革来提高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陈道富认为,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期,我国金融发展迅速,深刻转型,但也出现了变异和乱象。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不合意角度,当前金融体系存在信用高速扩张、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以及金融系统出现短期化、泡沫化和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导致的金融脱实向虚,在他看来,有金融发展的成果,有经济、金融转型的反映,也有我国制度选择的必然,是金融运行中实际遵循的标准和适应这种标准优胜劣汰的结果。如果仅仅是用行政手段使金融“脱虚向实”,不但缺乏现实基础,当前的实体经济接纳不了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源,资产荒和资产泡沫就已显示出某种无奈,而且可能再次扭曲,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

因此,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关键是要改变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机制,营造适宜的生态,让金融和实体经济各归其位,寻找新动能重新平衡两者力量。具体来说,就是在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政府管理和干预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方面着手解决。

在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方面,陈道富认为,当金融机构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那么这种行为已不是投资者自负盈亏的直接融资行为,而是带有间接融资特性的市场行为。为此,政府只要保证参与者限于有专业辨别能力的投资者(合格投资者),并要求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的机构有必要的资本、专业人员和制度就可以了。

如果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的机构并非完全的市场机构,如政府或银行等带有国家安全网的金融机构,那么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就变成了准财政问题,涉及政府行为的管理。这种情况下,要么打破刚性兑付,改变市场对隐性担保的预期,回归正常的市场关系;要么承认提供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但加强对政府财力和行为的管理,使得担保得到合理规范且有财力保证。总之,需加强政府隐性担保管理,防止国家安全网被滥用,产生道德风险。

针对政府管理和干预问题,为减少实体经济信号扭曲引致资源错配,有必要认真审视政府对经济信号的调整,减少非必要干预,如降低汇率制度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的制约;区分财政和金融功能,政策性金融业务,应有严格的制度安排,尽量减少财政性要求对金融行为带来的扭曲。

此外,金融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完善宏观调控框架、目标和手段。当前可考虑进一步加强并完善MPA等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修改M2等传统货币指标,将货币市场基金尤其是具有支付功能的余额宝、财付通等纳入M2统计并缴纳流动性准备;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替换高额的公开市场操作余额(各种借贷便利)等。

二是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监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如非标资产的登记、确权,建立有效和完备的征信和支付系统等,发展与市场相容的统一的监管理念和有差异的监管技术等。

三是强化反洗钱等制度,为金融“无因”交易创造条件,集中清算和托管、破产隔离和“无因交易”原则等金融制度安排,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除非必要,需为金融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价格发现、风险分担的环境。

四是推动经济转型,提高政策和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当前改革和宏观政策成为影响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过度强调保密和解决当前问题,不利于预期管理和时间上的公平,不利于增量知识的有效扩散,不利于宏观意图的实现,也降低了价格发现的准确性。平衡好决策的保密性和改革方向、主要措施的市场沟通,是降低改革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范剑平: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范剑平对此认为,高质量增长作为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首先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排除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扰,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范剑平则认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往往结束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如果不切实际地继续盲目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运用货币放水、信贷增速加快的金融加杠杆的办法,虽然可能短期有效推高经济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出现一批僵尸企业,资产价格虚高,房地产出现泡沫。这种经济发展路径下,货币政策调控有再高的技艺也无济于事,最终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金融风险隐患,甚至守不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范剑平说。

因此,范剑平呼吁,用高质量增长作为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首先要严把货币供应闸门,排除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扰,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在处理僵尸企业过程中必然会有方方面面的压力,货币政策必须要顶住压力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此外,范剑平表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约在2027年超过14%,从而进入地地道道的老龄社会,在2027年前中国仍然具备中速增长的潜力,如果这个中速增长的质量较高,化解过去积累的不良资产的能力较强,更好的利用股权融资来降低杠杆率,引导资金真正投资到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我国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金融支持得到保证,中国在新时代的经济将以优质的中速增长继续引领全球。

邵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将为资本市场提供丰富机会

嘉实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投资官邵健认为,从党的十九大报告看,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望成为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工作的核心内容。资本市场向来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未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补短板可望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资本市场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扶贫脱困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正在逐渐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补短板带来的产业机遇也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总量和结构性机会。

邵健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三去一降一补”,从具体内容来看,“三去一降”是为经济做减法,“补短板”是为经济做加法;从执行顺序上来看,“去产能”居首而“补短板”收尾的格局意味着中央执行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先做“减法”,后做“加法”。

经过两年的改革,“减法”部分均取得了明显成果: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产能结构大幅优化、以地产为代表的下游需求部门库存显著去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上市公司毛利中税负支出占比在营改增等措施作用下持续下滑。“整体而言随着‘减法’部分的改革行至中后段,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或将更多向‘加法’部分即‘补短板’方面倾斜。”邵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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