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热点面临新一轮大洗盘 股市楼市汇市风往哪边吹

邵健表示，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不平衡不充分”领域的描述，同时参考十三五规划中与“补短板”有直接关联的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可以归纳出以下四个补短板的重要领域：即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领域、民生领域、生态领域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等四个方向。其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有望成为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工作的核心内容。

资本市场向来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同时也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邵健认为，未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补短板有望与资本市场形成良性互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市场对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升级助力明显，未来资本市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制造业升级提供重要支持：

（1）充分发挥股权融资作用，支持成熟制造业企业在主板上市，推进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先进制造业企业在中小创和新三板上市；

（2）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鼓励种子基金等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人等创业投资主体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创新型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

（3）支持制造业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支持制造业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定向工具等直接融资工具；

（4）支持制造业领域资产证券化，鼓励发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大力推进高端技术装备、智能制造装备、节能及新能源装备等制造业融资租赁债权资产证券化，以更好服务企业技术升级改造。

其次，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补短板的顺利推进和实施必将极大地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并带来总量和结构性的机会。一方面，补短板政策的不断出台有望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相关领域，产业升级发展理念的转变有望提升整体市场的投资热情；另一方面，这些代表不同先进制造业和产业升级方向、遍及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引入，将极大丰富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种类和质地，从而满足不同风格偏好的资金的投资需求；

最后，产业升级必将带来巨大投资机会：建议重点关注符合制造业进口替代和技术升级两大方向的产业及龙头公司，同时积极关注半导体、新材料、下一代互联网与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生命技术、新能源、军工、以及消费升级等发展方向。

王家春：过去十年全球牛市分三大阵营

全球大部分股市上一个大顶形成于2007年10月。从2007年10月底到2017年10月底，刚好10年过去了。回首10年间的全球股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长期利率专家、原中国人保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家春表示，比较坚挺的股市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阵营：

一是宏观基本面很糟，靠肆意印钞支撑起来的“奇葩”牛市，如委内瑞拉、阿根廷、土耳其等国；

二是没有加入欧元体系、宏观基本面相对稳健的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挪威，其股市累计涨幅分别高达107%、55%、50%；

三是“超低利率”和第四次科技革命“双轮驱动”的牛市，美国、德国和日本股市属于此类。

王家春表示，各国股市强弱与宏观基本面好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某些央行印钞不受约束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宏观基本面很糟但股市很牛的“奇葩”局面。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来说，过去10年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由9%下降到3%以下，委内瑞拉则由8.8%下降到-18.6%；两国CPI的累计升幅分别高达136.5%和6864.5%；外汇储备分别下降了16.8%和70%，其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则分别高达461%和363%。但同期它们的股市分别录得大约11倍、17469倍的惊人涨幅。

对于美股未来的趋势，王家春持看多观点。他表示，回顾1990年代“新经济泡沫”在2000年3月登上的那个大顶。那时，标普500指数的P/E为28.9倍，P/B为5倍，分别比今天高出33%和56%；而且，那时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为6%，比今天高出152%。在基本面角度，1990年代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蓬勃发展为代表的“新经济”，就其“革命”的深度与广度而言，未必比得上眼下这一轮如火如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因此，参考历史经验，从基本面、估值水平等层面观察，倾向于认为标普500指数的牛市远远没有走完。如果把特朗普减税方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及其将会给美国企业带来的盈利提升效应、特朗普扩张性财税政策对美国政府赤字与债务的负面影响以及因此而强化的美国政府“低利率需求”、特朗普更换联储主席后对联储货币政策取向影响力的提升等因素也考虑在内，那么美股长线上升潜力就更值得乐观。

概括而言，前述过去10年间全球“三类牛市”并存的格局，未来仍将存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充当“领头羊”的国家，其股市在“科技革命”和“超低利率”两大因素的支撑下，牛市仍将续演，直至未来某时形成下一个泡沫大顶；由于债务体系已经严重“庞氏化”的国家非常之多，未来还有更多的国家在内外货币政策上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后尘，进而导致更多的“奇葩”牛市。

管涛：本轮人民币升值并未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拖累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止跌回升，尤其是6月份以后加速升值，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拖累。然而，基于可获得的数据和事实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于我国出口行业的影响主要不是国际竞争力的冲击，而是财务管理能力的挑战。

“迄今为止，没有有力的证据显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便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持续下降，也只是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发展趋势，很难讲是短期汇率升值所致。”管涛说。

管涛表示，理论上讲，影响出口竞争力的是人民币兑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多边汇率（又称篮子货币、汇率指数或有效汇率）。今年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了基本稳定，主要是因为今年国际市场上美元指数（USDX）大幅回调，前9个月累计跌幅为9.1%。所以，今年兑美元升值的不仅仅是人民币，还有其他很多货币。

不仅如此，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对外需敏感而对汇率不敏感，即国际经济形势好、外需强劲时，中国出口好，而中国出口不好时，通常是国际经济形势差、外需疲软的时候。

因此，管涛认为，一方面，如果中国出口竞争力受到汇率升值的影响，也是前期人民币长期升值造成的趋势性影响，与短期汇率走势相关性较低；另一方面，三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速回落是在全球贸易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其实当季中国出口的表现应该好于全球的平均水平；此外，不排除今年全年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反超上年，因为2016年全年较当年上半年就高出6.1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了基本稳定，人民币升值对竞争力的冲击有限，而主要是对财务管理的冲击。

“一些企业去年底出口时基于市场极度看空人民币，出口收付的美元通常不结汇，而是以美元外汇存款的形式持有。但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止跌回升，前三季度累计升了近5%，而出口利润率通常是3%-4%。显然，当时没有卖出美元的企业遭受了汇兑损失。”管涛说。

管涛认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止跌回升改变了“8.11”汇改以来持续一年多年时间的单边下跌走势，重新进入双向波动时代，这又是一次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教训弥足珍贵。人民币汇率走向清洁浮动是大势所趋，企业应该逐渐培养和提高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能力，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专注主业，管理好货币敞口风险，不要用市场判断替代市场操作。与此同时，政府在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同时，应该加快外汇市场培育，增加交易主体、放宽交易限制、丰富交易产品，给予国内企业正确的激励和约束，支持引导企业更为便利和高效地管理汇率风险。

贾康：“守正出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改革攻坚克难瓶颈期、现代化关键的冲关期，在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合之下，着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的潜在威胁——也就是要面对制度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文生态结构等等方面的风险因素、不平衡的因素，及时、有效地来加以克服。

“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创新，即以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动力体系再造。”贾康说。

贾康进一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指对所有供给侧要素等量齐观，强调的是传统要素支撑力下滑过程中间，怎样使科技和制度这两个供给侧要素的巨大潜力得到发挥的问题，这是为支撑我们能够在“追赶-赶超”的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实现超常规发展，所必须抓住主要的供给侧关键要素。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他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有一个传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六十条”改革举措，最核心、最浓缩的认识是提出了现代国家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定要坚持现代治理这一最浓缩的核心概念。

“‘六十条’后面跟着反复强调的现代市场体系，十九大进一步扩展为整个经济体系概念，但基调仍然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体系，同时还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就必然要进一步引到非常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应于供给侧掌握的新认识框架，即探讨怎么样‘守正出奇’。”贾康说。

在他看来，“守正”是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遵循、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力量和市场规律，但“出奇”是说我们不可能简单照搬其他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和我们以前探索市场经济的初步经验，而必须在创新开拓中寻求出奇制胜。“我们可以最简洁地强调‘有效市场’后面要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即政府怎么样施行理性的、成功的供给管理”。

贾康表示，推进现代化必须强调理性供给管理，供给侧不应是一般泛泛而说的供给管理，传统体制下高度集中命令经济可归为一种非理性的供给管理，比如企业建个厕所这种细节问题都需要领导机关批。经济体系如讲内涵，要处理一系列结构、机制优化问题，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怎么样更好处理结合互动的关系等。总之，谈论经济体系，如果以为是到经济为止，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是个系统工程，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怎样对接整个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和全面配套改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