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economics)在西方语境中原意是“金钱、贸易和工业流通规则”，其与“政治学”(politics)—“掌握公权力的正确原则”—的区别在于“流通规则”与“正确原则”，区别“规则”与“原则”在中国语境下就是“道器之辨”，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语境里译为“食货学”或“货殖学”，即《史记》中的“货殖列传”或《汉书》中的“食货志”所阐述的思想，或许更为贴切。照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看，这些都属于“形而下”的“器用”知识，而“经济学”则是“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的缩写，本身蕴涵“形而上”的“道体”精神。合“器用”知识与“道体”精神，中国经典文献讨论的“经济学”议题更多是围绕“商政”文化所展开的，即“商”的“食货”流通规则与“政”的“仁道”正确原则相契合者。
由于近代以降西方话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垄断性地位，“经济学”完全成为了西方的概念，而要阐释中国思想传统中“经世济民”或“安邦济世”的精神资源，我们则不得不另择一个核心概念—“商政”，以之作为一种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的系统反思，来对接西方语境下的“经济学”“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
在 “商政”文化中，“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中所关注的财富有两个基本纬度，一是“器用”，二是“道体”。就“器用”方面言，是指财富的数理定量性，如我们常说的“家财万贯”“富甲天下”“金山银山”“富可敌国”“酒池肉林”、及“贯朽粟红”等;就“道体”方面言，是指财富的人文伦理性，如“不义之财” “民脂民膏”“仗义疏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藏富于民”及“与民争利”等。涉及“经济”最核心内涵的财富的这两个纬度，在中国“商政”文化中并不是 “二元对立”的，而是在“天人合一”和“道器合一”的原则下，被理解为一个“对立统一”的合命题，即“明体达用”。对中国儒家文化伦理和西方企业经营既有生命体验又有运作经验的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将“明体达用”的“商政”文化形象地比喻为“论语加算盘”，他的辩证解释是：追求商业器用之利的算盘必须由弘扬道体仁义的论语拨动，否则其信誉和功效就不能广为接受和保持，因此，“经济殖利和仁义道德”必然需要“齐头并进”，否则“两败俱伤”;进而将中国儒家的“见利思义”发展成为“义利合一论”。“义利之辨”本来亦属儒家“天人之辨”文明体系中一个关乎经济、社会和政治民生方面的议题，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孔子明确提出了“义财观”，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人处理天下万物的关系，无私利之取舍、亲疏，全凭公义为原则。因此，“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这就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蔑视“不义之财”。因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其中的关键是：“君子”之名与仁道之实必须“名实相符”，否则即沦为富贵的“小人”。这些思想表明，“道”“仁”“义”“道义”或“仁义”在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中是支配人们言行的最高原则，对于具体事物的规则具有伦理价值方面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