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的科技投入 经济全球化或会出现阶段性回潮

1951年4月16日，美国著名将领麦克阿瑟黯然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随即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70年之后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生了较大冲击，随之对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连锁冲击。如果以历史视角和疫情冲击视角来观察全球化进程，可以总结为“趋势永不死，只是在变形”。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会出现阶段性回潮

18世纪以来，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最波澜壮阔的大趋势。以全球出口占全球GDP比重来衡量，全球化进程大体分为五个阶段：

1870~1914年的1.0起步阶段，是以欧洲中心化和资本主义殖民化为特征的阶段，在蒸汽机和其他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下，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使得更多商品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之间流通。

1914~1945年的2.0回潮阶段，全球化出现阶段性回潮，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混乱，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新的移民限制、1929年的大萧条以及上世纪3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爆发。这些动荡削弱了经济一体化进程，世界经济遭受重创。

1945~1980年的3.0重启阶段，是以美苏争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5年中，美国牵头建立了新的经济合作机制，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使各国能够再次开放经济，进行贸易和投资，推动经济一体化的重启。

1980~2008年的4.0高潮阶段，是以美国中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阶段。从里根总统执政起，“里根经济学”粉墨登场，财政政策采用供给学派，货币政策采用货币主义，精简税制和大幅减税轰轰烈烈，削减福利和政府财政支出，政府规模缩小，扩大国际市场，积极推行全球化，取消对全球资金流动的控制，全球化开启了战后的第二波快速发展。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新的增长力量，全球化大生产不断扩张，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都持续夯实，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价值链长度也在快速延长。同时，中间品贸易开始超越最终产品，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本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

2009~2020年的5.0稳定阶段，全球化4.0有所放缓，逐渐转向以美国与中国为核心的5.0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开始进入稳定期，全球贸易开放度不再有显著提高，甚至出现轻微下滑，各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也开始下行，全球价值链开始面临一定的挑战。这个阶段有三大特征：一是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三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动总体趋缓。金融危机使国际贸易信用体系受到严重冲击，FDI流量持续下滑。

疫情加速全球化出现阶段性回潮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更加意识到安全性目标的重要性，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回潮进程。

其实在疫情暴发前，全球、国家、社会和技术层面的四大变化已经让全球化承压，主要体现在：

全球层面，随着经济总量的此消彼长，以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世界工厂、以发达经济体为最终需求中心的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能力开始递减，全球化的野蛮发展也使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矛盾日益凸显。

国家层面，全球化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开始显露，资本与劳动力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获利程度不同，加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与外债规模不匹配。

社会层面，全球化和坚持自由贸易迅速扩张导致工作机会转移到了新兴国家，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大，移民族群难以融入本地社会，恐怖袭击频繁，右翼排外势力抬头，宗教极端主义蔓延。

技术层面，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扩散，加大了政府的社会治理难度。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趋势产生了三方面的冲击：

其一，疫情致使诸多国家提升了安全性目标在资源配置的重要性，毕竟安全生产和地缘风险是企业经营风险最重要的风险之一。少数位于全球产业链中心的国家或关键部件的生产一旦停止，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的打击。疫情的1.0阶段，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处于疫情的震中，生产停滞对国外的众多产业链带来了显著的供给冲击。

其二，疫情可能会加剧一部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暴露出此前按照经济效率原则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缺陷和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会促使各个国家对现存的全球化模式进行调整。全球价值链生产之下，各国生产关系错综复杂，单个经济体的疫情缓和后，其生产活动仍可能受到来自于其前端的供应链制约或来自于后端的需求端冲击，全球生产的复苏将大大受阻，疫情的冲击将被放大和延长，经济整体遭受的负面影响也将加剧。

其三，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不少发达国家开始考虑特定重要产业链的完整性。考虑从原来单一的效率原则转向安全和效率并重的双重原则，这是全球化演变趋势中非常重要的特点。以具有重要意义的医疗卫生产业链为例，检测试剂短缺阻碍检测速度，医疗物资紧缺降低医疗防护，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因此导致部分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的发达经济体的疾病死亡率也居高不下，说明全球化大生产导致发达经济体缺少重要的防疫物资产业链，在紧急卫生事件时期将面临较大的国家健康风险。

其四，疫情防控需要限制人员和部分物流，对全球化所倡导的自由流动形成了冲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增加了各国疫情反复和二次暴发的风险，对全球范围的疫情缓和与经济复苏形成拖累。

全球化变形：制度、产业链和跨国公司暗流涌动

鉴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角度看，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只是会有所变形，“新型”全球化仍然值得期待，或将呈现以下三大特征：

首先，从全球层面看，多边贸易体制变形为双边贸易协定为主导的区域贸易安排，双边、多边、区域贸易格局将同时存在。国际贸易或向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倾斜，全球价值链活动在此推动下也很可能发生转移，未来或形成更多的区域性质的贸易和生产中心。

原因有三：一是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彼此给予的优惠待遇不必按照WTO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区外的WTO成员，谈判难度相对较小，双方的谈判条款的可操作性较强。

二是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快速提升双方贸易交往，明显刺激相互间的贸易量大幅增加，具有较为直接的贸易创造效应，这也是各国积极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动机之一。

三是区域贸易安排存在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区域内取消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后，在区域内部开展贸易的成本将低于同区域外国家开展贸易的成本，成员方以往同区域外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贸易，部分会转成与区域内的其他成员进行。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效应的同时作用会逐步形成参与区域贸易安排受益、被排斥在外受损的局面。

其次，从产业链层面看，以效率优先的全球产业链出现四大趋势变形。

一是产业布局需求化。在未来全球产业链暗流涌动过程中，哪儿有内需市场，哪儿才会有稳定的供应链布局，靠近市场、就地生产的布局最节约成本，仍是供应链调整的根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全球供应链和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和锚定作用非常明显，不少跨国公司仍会继续把具有一线消费需求的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市场。

二是关键产业本土化。最核心的科技研发、产品创新、原材料、核心零配件、关键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产业，其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很可能会搬迁回本国，生物医药也是未来大国之间竞争的关键领域之一。

三是重要产业可控化。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类似的风险冲击，跨国公司会改变原来极力追求的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的生产模式，更加重视供应链系统的可控性、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新的生产模式会变得更加保守。

四是产业链条备份化。虽然一些国家仍以中国作为重要的供应链环节，但是部分企业出于风险考虑，会推出“中国为主，备份为辅”的供应链布局，呈现出备用供应链分散化趋势。

再次，从跨国公司层面看，以跨国公司巨头化趋势逐渐变形为“小型化+碎片化”趋势。一方面，技术革命降低全球化门槛，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将成为主力。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大规模海外制造业回迁不现实，但部分跨国公司会更加碎片化，可能把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成本稍高的国家。目前墨西哥、印度、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成为碎片化转移的目的地。

著名作家、大思想家斯宾塞・约翰逊曾经说过“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人类面临的巨大灾难和挑战，也在潜在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全球化方式、方向和具体模式，只有潜心观察变化趋势和变形模式，因势而为，顺时而动，中国才能牢牢把握“新型”全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变化的新机会，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智造”的转型升级。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股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