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再追问 记录最美中国当代文学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文学就像炉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以至为大家所共有共通。

　　文学该不该进课堂？创作能不能被讲授？这些问题一度引发争执，大家在反复追问中国的文学教育该何去何从。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成立五周年纪念仪式，并启动系列学术活动，围绕“世界视野、人文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主题，探索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的共同发展。

　　正如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五周年纪念仪式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的那样，文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文学不需要教育这样的蠢话，今天到此为止”

　　“文学不需要教育这样的蠢话，今天到此为止。”在论坛上，作家毕飞宇毫不掩饰对这个观点的厌恶。

　　“我一直主张文学要去巫，文学是人类精神最宝贵的向度之一，是精神就离不开成长，就离不开哺育，就离不开表达的路径，就离不开自身的升华，即使精神不完全依赖于教育，我敢说教育最起码也有益于精神。”毕飞宇认为，我们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过于“神秘化”，而忽视了合理、有效的文学教育。

　　很长一段时间里，作家余华的存在恰恰给那些主张文学不需要教育的人提供了一个铁的事实：他没有上过大学，但他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但这些人或许并不知道，余华的私人教育或者说自我教育是怎样的？他读过多少书，他是怎么读的，他是如何思考的。在余华失去了他的公共教育资源之后，如果没有他良好的甚至严格的自我教育，他今天就不可能是余华，这也是一个铁的事实。”毕飞宇说。

　　谈起文学教育，余华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作家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里面写一个神父和一个年轻女子的爱情，神父千里迢迢赶来见那个女孩，相见时，女孩第一举动不是拥抱，而是先把他胸前的十字架吻了一下，然后才紧紧地拥抱。他拿那个小说给乔伊斯看，乔伊斯读完以后说这个细节写得太好了。那个青年作家却对乔伊斯说，他的女佣说这个细节写得不够好，她说那个神父千里迢迢跑来，十字架上肯定有很多灰尘，那个女子应该先把灰尘抹掉再吻一下。乔伊斯告诉他，你向她学写小说，不要跟我学。

　　“文学的教育无处不在，大学里有，生活中更多。”余华说。

　　但文学教育进入学院体系，却显得呆板僵硬。“大学的文学教育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史教育，文学史教育是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本身和我们说的文学教育相距甚远，和我们个体生命的饱满、丰富毫无关系，它不培养情怀、情感、对世界细腻的感觉。”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韩春燕说。

　　北京大学教授、作家曹文轩认为，文学教育在确立道义观、营造审美境界、培养悲悯情怀、树立历史意识、激发想象潜能、强化说事能力、提升语言水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介绍说，在意大利，文学教育有着十分突出甚至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人的培养和开拓认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文学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教育、人类的教育。”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福贵认为，文学阅读、文学创作最根本的就是美善人性，让人更像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和可爱的人。而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审美教育，面对作品直接进入社会价值的判断，不注重感受力的培养。他认为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五年来的实践，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把传统的文学教育和当代文学创作结合在一起，使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当代文学记录了美好的一页。

　　“文学教给我们的，是从深刻和复杂的人性中理解人”

　　文学究竟给人什么，作家格非的回答是两个字——“脱敏”。

　　“文学从不承诺只提供真善美，它让我们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在格非看来，当我们自己身心遭遇到痛苦折磨的时候，我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知道这个世界原来的样子，知道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那些不同的个体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同他人进行经验的交换，这当然是文学里面最核心的东西。

　　格非在清华教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学生，他得了很重的忧郁症，而他的父亲在来北京给他治疗的过程中出了车祸去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承受生活带给他的重压。一次，这个学生上了一堂格非的课，课上格非在讲《红楼梦》，讲得异常兴奋。回去后，他开始读《红楼梦》。

　　十多年后，格非收到一封20页的信，是这个学生寄来的。信里他讲述这十多年来自己怎么读《红楼梦》，一开始读不懂，读了四遍、五遍，一点点把它读懂，再然后他的病好了，结婚、生子……“文学救了他一命”。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教过一门大学语文课，第一次上课时请学生回答“最喜欢的古代名著里面的人物”，有一个女孩说特别喜欢薛宝钗，全场哄笑。为什么取笑她？很多同学说因为薛宝钗是一个坏人。在他们的理解里面薛宝钗是一个坏人，你怎么能喜欢坏人呢？

　　张莉说：“文学教给我们的，是怎样从深刻和复杂的人性中去理解人。如果我们的文学教育只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这样的文学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诗人王家新上大学的时候，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最重要的是读了极其重要的书，而不是那些知识。我想到庞德的一句话——‘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的感觉’。”王家新说。

　　在国际视野中，寻找文化的根脉

　　“坦白地说，我感觉到现在越写越难，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大。”作为一个文学界的老兵，作家韩少功这几年越发觉得写得吃力。这几年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兴起的确让这一代的作家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情况。

　　韩少功说：“央视做过两次人机诗歌比赛，比赛中间我们人不如机的概率更大。互联网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它也正在改变文学写作、传播的种种机制。”

　　令韩少功忧虑的当然不是这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也面临非常复杂的时代，怎样用文学来回应这个时代提出的各种精神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沉重的责任。”

　　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何锡章看来，文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是价值的传承。“尤其对年轻人，我们要传递传统的价值。但是在当下中国生活的人，尤其是面对未来的中国人，我们应该有世界性、人类性和现代性的现代人格的价值。这个恐怕是从事现当代文学教育或者研究、评论工作者的职责。”

　　“中国文学不乏民族、阶级和个人的主题，但是人类性的主题却是中国文学相对欠缺的一个主题。”

　　张福贵说：“以前我们常常强调，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由于国际风云的变化，已经由全球化进入逆全球化状态的背景下，我们还要补充另外一个命题，越是世界的也才越是民族的，我们的文学教育、文学创作，就要为民族思想提升质量，为人类思想扩大容量。”

　　在他看来，人类性主题是目前中国文学相对欠缺的主题。“因此，文学教育成为当下最为急缺的一课。”（记者 刘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