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严加管控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

周小川:严加管控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金融系统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科学部署，是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一、主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靠加快金融改革开放
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一）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
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立足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探索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控系统性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地位显著提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我国金融业，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
金融体系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着力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积极稳妥鼓励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系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并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一）准确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一是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我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
二是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
三是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
（二）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一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下，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监管定位不准，偏重行业发展，忽视风险防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方式，导致同类金融业务监管规则不一致，助长监管套利行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