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行迎金融业加大开放机遇 持股比例、业务范围扩大可期

近年来的外资银行“离场”亦非鲜事，仅2016年-2017年，就有三笔较大规模的银行股权交易。

2017年，上海农商银行原第一大股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澳新银行”)将其持有的20%上海农商行的股权，分别出售给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交易额约91.9亿元。此外，将计划出售所持天津银行11.95%股份。

2016年11月，华夏银行公告称，人保财险受让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卢森堡公司以及萨尔·奥彭海姆合伙企业持有的华夏银行21.36亿股A股。受让后，人保财险将持有华夏银行21.36亿股，持股比例为19.99%。

2016年2月，花旗将所持有的广发银行20%、IBMCredit将所持有的广发银行2.686%股份以196.84亿元出售给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在交易完成后持有广发银行43.686%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以“出清”方式退出所持银行股权，主要发生在股份行，且是近年来外资机构退出中资银行股权的主要方式。

实际上，外资机构关闭网点、抛售股权的例子已不胜枚举。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集中发生在2005年至2010年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截至2008年底，工中建交四家大行引进9家境外机构投资者，24家中小商业银行引进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但2009年，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先后出售所持中国银行股份。到2012年，“出清”模式大量出现，花旗银行则出清所持有浦发银行(12.870, -0.14, -1.08%)股份。2013年，高盛出清工商银行(6.200, -0.04, -0.64%)股份，美国银行出售建设银行(7.150, -0.05, -0.69%)股权。外资机构撤出获利甚丰。如澳新银行于2007年9月入股上海农商银行，投资额5.7亿澳元，最终获得逾90亿元的股权转让加上股息分红收益。

实际上，虽有外资机构撤退，但仍有少部分选择留守者，呈现“冰火两重天”。

2017年4月，北京银行(7.380, -0.03, -0.40%)披露240亿元的定增预案，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第一大股东荷兰INGBankN.V.以自有资金继续参与定增。不仅如此，ING不断增持北京银行;北京银行拟成立中外合资直销银行，业内人士预期该行的外资合作对象为ING。

外资再进场需突破多重约束

外资机构增持中资银行股权，难点或并不在监管上限，而是自身经营情况，特别是资本约束。

究其原因，外资机构出清在华股权，多因其母国“后院起火”。一方面，部分银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遭受重创，负利率等外部环境改变影响银行收益;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国普遍提高了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迫使外资机构或收缩阵线，或出售资产。

“外资行过去几年在风险管理、信息技术方面带来正面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减持或出清不应该过分解读，更多还是看从资本、经营、投资等角度综合考虑的结果。不是不看好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更不是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

“与中资银行不同，在华外资机构不仅需要符合中国监管部门的要求，还需要遵循母国监管机构的要求。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银行监管日趋强化，这种双重约束的影响愈发明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发达国家监管普遍提高了大型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为达标，这些银行要么在市场上筹集资本，要么就需要变卖资产、收缩投资，以补充自有资金并降低监管资本。

他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欧美大型银行通过变卖股份和机构的方式，大规模削减非核心地区的业务和投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都是如此。另外，由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剩下的没有退出的分支机构，规模扩张能力也会明显减弱。

例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表示，澳新银行等银行准备金需从7%提高至8%。同时，澳新银行也收缩业务，随德银、花旗和美国银行等退出亚太地区投资。德银今年二季度收入减少，德银表示是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及公司战略的调整。盈利被不断缩小的净息差所吞噬，利润则被风险项目和监管的巨额处罚所瓜分，这使得其考虑缩减成本、砍掉盈利能力较差的业务条线等。

外资银行仍对中资银行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一位华南股份行零售人士表示，比如当前处于资产全球化时代，中资机构要根据当地监管法规慎重开展业务。如瑞银的私人银行业务主要是海外市场为主，在本土反而占得不多，运营经验值得借鉴。

“更重要的是，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的发言权较弱，而且很多外资行的‘本地化’做得并不好，无法适应市场变化。”有外资行人士直言。

银监会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底，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37家外商独资银行、1家合资银行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外资行在我国27个省份的70个城市设立营业机构，形成有一定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总行、分行、支行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1031家。

截至2016年底，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2.93万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中占比为1.29%，从2011年以来资产份额逐年下降。这说明在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行并没有跟上中资行的步伐。当年在华外资银行实现净利润127.97亿元，不及城商行上海银行当年的净利润。不过其资产质量水平较好，年末不良贷款率0.93%，同期商业银行不良率达到1.74%。

这样的现状，令不少市场人士觉得遗憾。外资行为何在国内水土不服?

一位前外资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外资行业务相对单一，公司发展缓慢，“生活几乎一成不变，也看不到职业很好的成长”。今年，他离开已经供职3年多的外资行，投身互联网企业。他还介绍，尽管外资行普遍起薪较高，但金融业从业者更多的收入来自业务分红，一两年之后，业务规模较小且缺少发展空间导致薪酬吸引力差距拉大，难以长期留住优秀人才。

此外，跨国金融机构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余波犹在，于是纷纷收缩业务，将经营重点回归本土，而且金融机构跨境经营成本上升，一些跨国金融机构从新兴市场撤出。一个典型案例便是苏格兰皇家银行，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之一，其进入中国成为中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并且与中国银行共建国内首家私人银行。原本经营向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在2007年斥资收购荷兰银行，但还未及好好整合便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受总部拖累苏格兰皇家银行在2016解散中国公司，尽管中国区经营相对不错。

有外资行转向中资行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资行在中国的发展理念要“接地气”，贴近中国客户需求，还需要总行对中国区充分授权。而这些方面外资行做得并不够。“就以手机银行为例，国内银行业做得已经很完善了，而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很久的外资机构这方面还远远跟不上，或者有的开始做了，但更新迭代很慢。”

受网点所限，外资行普遍在对公业务发力，多依托其境外服务网络联动为出海企业提供服务。上述前外资行人士也介绍，多数客户是在总部所在地有跨境业务，中国市场可以与总部服务进行联动。但另一前外资行人士表示，这种对公跨境联动做得并不太好。

在以个人身份参与撰写的《2017·径山报告》中，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指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还面临一些政策壁垒，如持股比例限制和业务限制。持股比例方面，我国是国际上为数不多在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对外资存在持股比例限制的国家。尽管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目前已影响对外资金融机构在治理、战略和财务等方面优势的发挥。此外，业务范围和牌照发放也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发展。以银行业为例，外资银行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需要在华开业一年以上，设立营业性机构的总资产规模要求过高，此前对机构牌照也有限制，尽管目前已逐步取消，但外资积极性已不再，也错失了外资在华设立机构的黄金期。

上述前外资行人士还介绍，外资产品报备批准的时间较长，此外有的业务在国内不允许做，有的则在总部不认可，可以从事的业务比较有限。尽管财富管理理念更成熟专业，但10万美金起跳的门槛，在国内理财刚兑未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吸引力不大。从事的也多是标准化的低风险业务如托管等。

持股比例、业务范围扩大可期

中国为什么需要金融开放?除了开放不足带来的与国际接轨不充分之外，金融开放将从三方面为中国提供支持。

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进入本世纪以来，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由正转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持，而对外开放的经验也证明开放较彻底的领域是竞争力强且国际化程度高的领域。金融开放也有助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先进经营理念有助于强化市场纪律，分散风险。金融开放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

而当前对金融开放的担忧，一方面担心国内金融机构的既得利益可能受损，另一方面担心金融开放影响中国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

多位业界权威专家均表示，这样的担心有些没有必要，也有部分合情合理，进一步金融开放需要对潜在风险因素设置有效防范与应对机制。

“金融开放也不能一放了之，需要仔细设计金融开放的路径和审慎监管的框架。”

如何主动有序的推进金融业的开放?朱隽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实践，我国宜主动作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以更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机构。完善制度安排，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在短期内，主要考虑的是实现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尤其是在股权比例的限制，业务范围的限制和牌照发放方面的限制，在这些方面应该做比较大力度的开放。在债券托管、承销商重新审视对境外投资者的标准和要求;在会计和审计要求上尽可能与国际接轨。这会是走得比较快的步骤。

据报道，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问答环节上表示，“银监会将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在设立形式、股东资质、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外资银行更大空间。”

一位外资行管理层人士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资行的期待比较一致，主要希望能够一视同仁，具体集中在业务范围放开方面，希望凭借其在成熟金融市场中的经验在一些细分市场分羹。

外资行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开放?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撰文指出，外资银行高效、稳健的经营作风，将有助于它们平稳应对去杠杆过程中的风险冲击。预计未来几年中，随着监管的强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继续深入，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上的优势将逐渐显现。但他同时指出，外资行在移动互联网产品及服务创新上不及中国，一些母行高层决策者不能理解中国的创新，这都是对外资行的新的挑战，也是决定其未来能否进入中国银行业主流的关键所在。

稳妥推进跨境资本流动

朱隽还在《2017·径山报告》中指出，要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资本管制等“三驾马车”，这对于增加开放效率和防控风险都非常重要。金融业开放的中期目标，完善金融制度环境，促进境内外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如股票市场研究通过“沪伦通”、“沪新通”引进全球资本。中长期，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应对资本流动波动能力，同时加快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

在10月20日的电话会议上，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金融开放包括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动的开放，汇率机制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准入等几个方面。

汪涛指出，中国会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和加大跨境资本流动。今年年初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我认为短期内应该不会放松管理，只是边际上会做一些调整，如取消远期外汇交易存款准备金。”资本账户开放是逐步的过程，不会在未来一两年全部开放。“开放的方向不变，只是更强调稳妥的开放顺序。”但还有其他多项领域值得期待，如债券通未来会进一步扩大，瑞银也会努力加入债券指数鼓励海外投资者参与到中国债券市场，在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给外商投资者更多的牌照或增加持股比例都在继续推进，值得期待。

周小川在10月19日还提到，汇率浮动更依靠市场关系决定，人民币更多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长期过程还会继续推进。“至于时机，当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时机。”而人民币波幅扩大是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但扩大波幅并不是当前最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