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中国经济进入新成长周期 811汇改选择的时机是错的

姚洋：金融领域改革推进的是很快。在金融领域犯的错误就是2015年的“811汇改”。汇改本身没有错，应该让我们的汇率更加灵活，但选择的时机是错的。在人民币贬值压力最大的时候搞汇改，这个时机选错了，造成了金融对外开放的反复。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其中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热钱，是资本出逃，而不是我们正常的对外投资，其后不得不进行外汇管制。

澎湃新闻：你认为在人民币贬值周期时不宜搞汇改，但这个时间窗口似乎不太好判断。

姚洋：我觉得时间窗口还没到。有些人说时间窗口就要到了，可以放开了。我觉得还应该让中国经济再往上走一点，至少应该让汇率回升到6.3左右再开始考虑。现在还在6.5、6.6之间波动，我觉得还不是太稳。

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金融开放的改革反而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姚洋：对，负面影响非常大。整个对外金融的开放走了回头路。

推动最快的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澎湃新闻：你认为过去五年来改革的亮点是什么，成效如何?

姚洋：推动最快的实际上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有几个显著的例子，一个是新华都入主云南白药。新华都以254亿元购得云南白药控股公司50%的股份，控股公司持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实际上新华都持有了上市公司20%的股份，而且包括新华都的老板陈发树本人也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这样合计起来就超过了20%的股份，这是混改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另一个混改的例子就是东北特钢，到地方上去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中小国有企业都在实行混改。

国有企业改革会成为未来几年的改革的一个重点。特别是一些债务缠身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债转股的形式来实现改革。去年10月11日国务院出台了“债转股”的指导性意见，为民间资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投资机会。市场上有钱，就是缺好的项目。很多国有企业其实都是好项目，技术能力、机器设备都是国内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唯一缺的就是合理的管理模式，通过混改可以带来新的管理模式。

澎湃新闻：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两者间有没有矛盾?

姚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到广东顺德访问。因为顺德是国有企业改革最早的地方。我对顺德市经委主任说，你们搞国有企业改革，在我们北方那叫国有资产流失。他说在我们这里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叫做“止血工程”，他说如果不改，国有资产还在流失了，那才叫“流血”。因为国有资产都没发挥作用，现在把它改了国有资产都发挥作用了。你说这是不是“止血工程”?这其实就是换个角度来考虑，生产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发挥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造不出来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才是最大的损失。

澎湃新闻：“互联网+混改”、“PPP+混改”、“债转股+混改”、国资进入民企、外资参与混改、交叉持股等各种模式不断涌现，现在有说法认为这些模式都没有在实质上打破垄断，这样是否有可能成为不打破垄断的借口，由此阻碍市场化改革进程?

姚洋：大家是被大型央企给迷惑了。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十几万家国企，上世纪90年代那一轮改革还留下来12万家，这几年我估计还有10来万家，央企才一百家左右。我们为什么要把注意力放它们身上呢?这些巨型的国企你要改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要改也是缓慢的，要放在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中去改。另外还有10来万家地方国企都是中小型的，这些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大着呢，没有任何垄断能力。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周期

澎湃新闻：你多次强调应注意经济周期的因素，是否同意现在“新周期”的说法?

姚洋：我自己的判断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周期。就像上一轮1998年到2003年，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推进的非常快，改革完成之后就遇上一个新周期。新周期中这些改制之后的国有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发挥更大的作用。

澎湃新闻：过去年的稳增长的压力比较大，在未来几年还会有改观吗?

姚洋：我觉得下降的周期基本上结束了。下调周期从2010年开始，2010年是最高峰，2012年之后大家明显感觉到压力。2012年至2015年这四年，特别2014年、2015年，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七年一个小周期，七年下降七年上升，从2010年算起基本上就七年。上一轮周期从2003年开始到2010年，然后现在下降到2017年。所以2017年应该是个拐点。只要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要收得太紧，复苏会自然发生的。

未来应该变卖部分国有资产补实养老金个人账户

澎湃新闻：除了经济与金融领域，其他领域的改革推进如何?

姚洋：另一个重要的改革在户籍制度方面，尽管没有完全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去执行，但也有推进。户籍改革变成了各个城市自己决定的重要改革措施。例如，深圳把户口转变成居住证，实质上变相把户籍制度改了，当然，居住证带有的福利还是没有户籍制度多，但已经包括教育和养老等正常的公共服务，唯一有所欠缺的就是买房会受到一定限制。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户籍限制仍然较严。但二、三线城市会利用户籍制度改革争夺人口，特别是高端人口。

农村土地改革的进展相对来说慢了一些，也没有达到三中全会的要求，但是各地的土地确权还是基本上完成了。一旦土地确权完成，农民土地长期持有的权利就有了保证，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过去隔几年就要重新分配一次，现在基本上土地不再重分。

澎湃新闻：接下来的这五年会有一个改革的重心吗?

姚洋：我觉得国企改革是一个重心。当然我还是希望农村土地改革，包括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往前推进一步，现在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没动。周其仁老师给深圳做过一个方案，但最后没有推行下去，这方面我们应该再推进。户籍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难改就先过渡到居住证制度，然后再慢慢地往居住证上增加各种权利。

未来5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难点。我们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全面小康有一个目标就是社保全覆盖，要说当前小康社会哪个目标没达到，恐怕就是社保没达到。我们社保的统筹现在只到城市，连省都没达到，人社部部长说三年内要实现全国统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比之下，医保做得比养老保险好。因为大家要看病，所以医保推进的快。

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即便在城市，居民的全部养老保险覆盖面积就60%左右，还有40%的人口在城市没有养老保险，农村就更低了。现在还面临一大堆人养老保险是空账，我是反对个人账户名义化的。从整体来看，个人账户的空账数额不是很大。四万亿对于整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们应该让国有企业变卖一些股市上的资产，或者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变卖一些资产，在未来的5到10年里用变卖的国有资产补实个人账户。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